王慧麟香港法律的虛偽
——家暴、淫審、警權、人權
【2009-01-19/明報專訊】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病逝後，其提出的文明衝 突論再度引起人們關注。他提出的文明衝突論，從大氣候 來說，不單主導了近年美國外交，亦把美國新保守主義勃 興所帶來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，以至宗教的保守思維，像 禽流感般散播全球。
新保守主義最厲害之處，就是操弄恐懼。凡是與他們不同 的文化，即使是西方的進步思維，一律視之為威脅：例如 非西方文明威脅自由世界，他們就有責任預先殲滅之；西 方文明內的進步思維，如平等、自由、種族、寬容等價值 ，威脅社會秩序，他們有責任用各種方法，包括法律，來剷除之。現在香港討論的議題，包括家暴及淫審法例的修訂，均出現了部分人結合中西方的法律文明， 利用法律作工具，把香港法律宗教化及道德化。這均指涉 法律與宗教或法律與道德等大問題，不得不談。先從西方 法律傳統談起。
現代西方普通法的特點，在於「去宗教化」（secularization），又或者稱為世俗化。世俗化定義，言 人人殊。從法律歷史的討論來說，則是指政治社會與經濟 方面，與宗教的理念、組織與規範分離。
現代社會的構成，與世俗化有莫大關係。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建構，來自理性主義。在資本主義未勃 興之前，人們對世界的認知，停留於源自宗教對世界的認 知。理性主義興起之後，正如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）所說，導致所謂的「世界的解咒」（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），可勉強解釋為，人們對世界的覺醒。究竟是解?偵簼G？就是解除宗教的桎梏。
人們在解咒後，科學作為一種客觀的知識，提供了理性的知識，讓人們逐步認識社會，宗教 的角色逐步褪在一旁。另外，由於理性主義的發展，令社 會分為不同的生命領域及不同的理性形態，從而影響了一 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，包括了法律的正當性。
法律的正當性源於兩個層面：其一，是人們自願接受協議 的約束；其二，由一個有正當性的領導組織實施的，而又 人們遵從的法律。在一個理性的社會，當價值理性（如宗教、道德等）逐步消減的時候，現代社會的經濟、社 會，以及法律的正當性，就由法律所建構及支撐。如此， 法律就必須有其理性、獨立的正當性 ，而法律更必須成為一個自主的體系。
然而，為什麼在現代西方文明發展裏中，法律卻被選中， 成為了理性的工具？學者Harold Berman指出，在11及12世紀之前，宗教與法律基本上密不 可分。但在教王革命（Papah Revolution）後，近世由非宗教控制的所謂世俗國家（state）的觀念開始形成，因為統治者希望擺脫宗教的控制，建構了法治國家（Rechtsstat）的觀念。即是說，世俗國家不單要有常設的法律體制及部門，而且連國家領導都需要服從最高的法 律。
例如英國著名的人權大律師羅伯遜（Geoffrey Robertson）在The Tyrannicide Brief 一書裏說的，就是15世紀審判查理一世「叛國」的案件。 當時查理一世說，根據神權法（Divine Law），王室在法律之上，他是一國之君，既代表國家最?空v力，也是國家的象徵，他說的話就是法律，邏輯上他怎可能「叛 」自己的「國」？後來，查理一世的叛國罪，還是最終成 立，也被判以死刑。這案件在英國法律史上很重要：法律之下， 即是天子犯法，也是庶民同罪，為日後建立法治國家起重要作用。
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宗教法律分開
無論是伯格曼、韋伯以至羅伯遜，都不約而同指涉一個西 方法律的重要概念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，既是法律 與宗教分開的結果，也是分開的原因。現代英國法學家赫特（Herbert Hart）便提出，法律是由規則所組成的制度，其潛台詞就 是法律制度是一個自主的體系，不受外力干涉（如宗教或道德價值）。英國著名大律師彭力克（David Pannick）就認為，因為赫特的分析，解除了束縛，為日後同性戀合法化、平等 權利的法律掃除了障礙。
世俗化的社會，強調個人解放，權利申張，也構成現代社會多元、尊重和寬容的價值。二次大戰後聯合 國《世界人權宣言》其實就是從國際法角度高舉人的價值 ，進一步肯定人權的普世價值。
問題來了：香港是殖民地，移植英國普通法，本土歷史上 沒有擺脫宗教控制法律的歷程。加上殖民地法律本質促進經濟剝削及政治壓迫，令英國普通 法內的個人權利的論述，沒有在我們的法律文化中紮根。 更重要的是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1842年後——英國人容 許中國傳統習俗在香港法律應用——仍然影響至現今（如新界條例）。
瞿同祖曾經指出，中國傳統法律的特徵是儒家化。他說， 自漢代董仲舒之後，調和了儒法分歧，出現了「以禮入法」，因為刑罰可以維持社會秩序，維護德治，於是魏以後，儒者 的倫理思想支配了法典的修訂，即便量刑和審判亦受儒家 思想的影響。然而，現在香港法律文化裏的所謂「儒家化 」卻與儒學沾不上邊，反而是廉價版的道德秩序，例如在 涉及新界條例的案例中，大多數討論的就是爭家產時妻妾 兒女的家庭地位等，而平民百姓的所謂道德觀，更只是一味大叫反色情、反同性戀、反賭博等口號。
由於香港的法律本質，表面是英國普通法，內裏卻是壓迫 權利的工具；表面是中國法律儒家化，內裏卻是庸俗的君 臣父子秩序，於是，香港法律的虛偽性，就在家暴及淫審法例修訂中，表露無遺。反對修法的，就搬出宗教、性 濫交、家庭、秩序來批評；支持的卻搬出維護少數權利來 阻擋，兩邊談的都是沒有在香港法律文化生根的論述。更 可笑的是，政府卻左閃右避，不敢表態，既怕得罪「道德 花崗石」，又怕在外國人面前予以反同性戀的壞印象，於 是左支右絀，什麼也不敢做！
無力推動權利 大力維持秩序
香港社會沒有出現亨廷頓所說的東西方文化衝突，反而出 現了東西方保守文化結合的態勢。近10年來，香港社會在 推動權利方面，非常薄弱，卻在維持秩序方面，不遺餘力 ，例如警方任意拘捕示威者，在警署內涉嫌對示威者無理 「剝光豬」；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香港人權的批評，政府 充耳不聞；反對種族歧視條例的起草時，政府竟然主動要求不受約束。更可悲的 是，部分泛民立法會議員，寧願高舉反色情和反賭博的旗 幟，對少數人權利（如同性戀者）倒退的問題「得過且過」。而且，更有部分 宗教人士，與他們結合，意圖利用「反色情、愛家庭」的 口號，操弄中國傳統秩序的觀念，迫使政府逐步走向法律宗教化的道路，把某一種宗教 觀念及解釋，利用法律修訂及程序，強加於其他宗教，甚至無宗教信仰的人士身上。泛民議員們， 究竟你們的反倒退勇氣，跑到哪裏去？
同志及性權聯席「還我本色」支持多元的家庭價值，支持同志及小眾享有組織多元家庭的權利。「還我本色」參加「愛家民主遊行」，是認為民主與平等、人權不可分割，尊重小眾及性小眾享有不被歧視的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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